翌日下午，我和白颖返回北京。
此后，工作之余，我会打电话给母亲，问起郝小天的病情，有时候换作妻子打过去问。
听母亲那边讲小孩做了化疗，有所起色，我们就喜出望外，要是听到母亲在电话里头叹息，就跟着心情不好。
连续四五个月，基本如此，郝小天的病情时好时坏。
眼瞅暑假就要来临，某天白颖下班回到家中，讲起她们医院聘来三名外国医师，专攻癌症，且引进了最先进的化疗器械和药物，何不让郝叔把儿子带到北京来治，兴许希望更大些。
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她连声称好，说你和白颖在那边安排一下，过几天她就带郝叔父子进京。
妻子把情况跟他们医院领导讲后，得到了院方的同意，表示安排最好的专家团队会诊。
我们夫妻又整理出一间客卧，置办了一套全新的床上用品，准备给郝叔父子住。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给母亲去了个电话，母亲说他们后天就到。
到了后天，我开车去高铁站接上母亲一行三人，当晚就在家里为郝叔父子接风洗尘。
次日早上，母亲和妻子带郝叔父子到北京人民医院会诊。
医院专家团队出具了一个安全完备的治疗方案，但手续后，小孩还需住院观察治疗三个月。
考虑患者情况，可以免去一半费用，仍需缴纳二十万药费。
我们夫妻和母亲一合计，决定总共出十万元，剩下十万元，在各自单位募捐。
后来《人民日报》得知此事，刊文号召社会人士踊跃捐款，最后总共累计得善款八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
小天手续后，住院观察治疗期间，郝叔几乎一天二十小时陪在儿子病房，偶尔回我家住一个晚上。
母亲则主要忙着筹款之事，接待来病房探望小孩的捐款人，闲暇之余就会到医院看望孩子。
我和妻子一边上班，一边协助母亲筹集善款。
暑假过完，母亲要回学校上班，说等小孩出院时再过来看望郝叔父子。
我开车送母亲到高铁站，临别之际，郝叔突然给母亲下跪，感激涕零。
一个月后，郝小天病症全消，出院前一天晚上，母亲连夜飞来，喜悦之情不溢言表。
第二天，我们夫妻和母亲，连同一些其他爱心人士，热热闹闹地一起前往北京人民医院，迎接郝小天出院。
郝叔老泪纵横，给医院领导、专家、护士不停下跪，也给来医院迎接儿子出院的捐款人下跪，几乎逢人就跪，我们拉都拉不住。
八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善款，扣除十万元治疗费以及我们夫妻和母亲所出十万元，还剩六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
母亲以各界爱心人士善款的名义捐给红十字会二十万，三十万留给郝叔作为安家费，余下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用作人情送礼。
郝叔视我们全家为救命恩人，千恩万谢，甘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一定要儿子认母亲为干妈，并改姓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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