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如能延聘到舌灿莲花的辩护律师（triallawyer），反复质询，黑白混淆，有罪可以无罪，重刑可以轻判。
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多如牛毛，连行刺里根总统的凶手，都能以“神经失常”
判决无罪。
美国司法之儿戏，可想而知。
然而，熟悉戒严法和大清律例的中国人，怎么能理解呢？答辩过程，就中国人的感受，雷诺怎么可能无罪呢？据在场记者的记录是这样的：
“第三日（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半开庭，这一节是此剧最高潮，雷诺被检查官盘诘得数度支吾其词，并且前后供词矛盾，因雷诺最初供称刘自然系以木棍又说烟杆，但此日又改称‘那根木棍看来似铁条’，检察官并询雷诺何以不先发枪警告，为何射其要害？凶手并当庭表演杀人时之不同姿势，检察官泰波特上尉并询凶手去年在住处是否殴打过一个邮差？凶手承认是事实，检察官再问‘那邮差是中国人吗？’凶手答：‘不，他不是中国人，是个台湾人！
’此语一出，在场之中国人大感遗憾，旁座之美国人亦相顾愕然。
这一庭最精彩邵分是被告辩护律师斯蒂尔上尉着重询问被告学历、经历、从军经过、战绩，使凶手搬出若干奖状、奖章，并发表其辉煌战绩之报告，他是一位勇将，在韩战期间由釜山打到鸭绿江以南三十英里处，陪审员象听一段英勇的战争故事。
检察官继问出凶杀案发生时的室外灯光的问题，于是凶手乃又从容置答，庭谕当晚九时赴阳明山勘查灯光。
[9]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开庭，十点十分，辩论终结，法官宣读案情综迷后，要求陪审员用良心投票，不受典论影响，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十一点正，法庭的门，予以封闭，全体陪审员进入密室从事栽决投票。
依据美国军法规定，经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后，检察官不得提请上诉。
判决须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因四人回避，三分之二，即六人以上，可投票定案。
十二点五十五分，陪审员经过一小时四十分的磋商决议，菲尔德上校，宣布开庭，获得结论，旋即宣称：‘本案被告雷诺被控任意杀人，经本法庭陪审团审讯调查结果，投票表决，宣判无罪。
’
在法庭旁听的美军人员及眷属对判决立即报以热烈掌声，坐在第三排长椅上的刘妻奥特华，‘则泣不成声，几至晕厥。
’
美国的法律程序，承袭大英帝国，假定被告无辜，而由检方搜集证据，使被告无所遁形，最后定谳。
法官扮演的角色，仅在审讯过程中，负责两造律师讯问证人时，不逾越法律的轨道，好比一个会议讨论表决的主席，但非会议决策的最后主宰。
陪审员作出仲裁，法官依法判罪，凭其主观好恶，在特定的刑期内，有所伸缩。
因此，本案的关键，乃系于陪审员的选择，要问陪审员中有无少数民族在内？陪审员有无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台湾当局在本案开庭前，应延聘在美国执业的律师（ABA会员）参与全部作业，那位雷诺就不可能如此轻易过关。
中国方面，不此之图，仅从外交途径、舆论攻势上下手。
合理的解释，包括在美国念高中、大学的叶公超在内，对美国的法律知识，了解得极其有限，也可能出于疏忽的因素。
纯依中国人的心理处境、价值系统、原始情感、历史文化，‘杀人者死’，是一种千年不变的定论。
至于‘自卫杀人’，闻所未闻。
进而英美法律的作业方式、内容，和中国的“六法全书”
、审案程序，有什么差异？诚如殷海光教授所说，没有人愿意作‘无色彩的思考’（colorlessthinking）。
[10]凭直觉的刺激，主观的反应。
美军法庭说雷诺无罪，台湾的一千六百万中国人，就认为是‘一出戏’，‘审判过程有失公平’。
最足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是下面一段话：‘舍去一切条约法律条文不谈，杀人者无罪，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我国法律与英、美法律诚有不同之处，但立法观点不致是鼓励杀人者无罪。
’”
[11]
这位记者先生的说法，显然没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没有研究对方的法律精神，是人云亦云的情绪主义者。
西方法律，固不鼓励杀人（全世界没有这种法律），杀人者死，在死刑免除以前，和中国的殊无二致。
但致人死地，比较慎重，其中涉及人权思想，即使一切证据齐全，亦必须经过法定程序（due.processoflaw），旷时费日，所费不赀。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实行政、法分开的制度，也都是在民国以后，幕后更有党组织操纵控制。
美国这种三权的立的司法精神，中国的老百姓，怎么会懂呢？即使懂，也接受不了，因为，浓烈的民族感情，早掩盖了他们清醒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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