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如果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可能免却他后来的灾难。
但胜利往往使人失去理智，头脑发热。
另有一个可能，高估了美国官员对台湾的影响力，而低估了蒋先生的决心。
雷震竟和一些热心新党运动的分
歧派，插手地方选举，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的黑幕等等，如兑票换票；埋伏票；代领投票；故意制作废票；故意唱错票；威胁投票等。
这下，冲突升级，由理论方面跨到行动方面，国民党感到严重不安。
使国民党当局感到更不安的是，雷震结合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分子，民青两党精英，以及大批台湾籍的非国民党人士组织的“地方自治研究会”
，扩大为“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本届地方选举检讨会”
，检讨选举、批评时政，进一步将组织新党，向执政的国民党公开挑战。
[3]
组党以外，《自由中国》撰写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触到国民党人的要害，由“二二八”
事变引起的省籍鸿沟伤痕，一向是敏感到谈不得的问题，雷震却说：“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除非由于政治上的错误，”
又说：一些迷误于政治权力的人们发现大陆人和台湾人在政治改革运动上携手合作，起了恐惧心。
故意危言耸听，说台湾人的势力抬头，内地人将受歧视等等。
[4]
国民党一面发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一面制造谣言，硬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等等。
同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庄莱德，向国务院缓颊，俾一旦采取行动时，减少美国官方的压力和冲击，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即经国指挥下的情治系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大前提上，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
纵使，蒋先生不下命令，经国亦必去之为快。
白雅灿的案子，[5]就是最好的说明。
雷震的情况，比白要严重千百倍，他焉能视若无睹！
从个人恩怨出发，吴国祯、孙立人是他夺权的障碍，雷的《自由中国》是他愚民政策的绊脚石。
允许这个杂志的存在，很多神话、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险。
雷、蒋冲突，据雷自己说，肇始于五十年代初期，且完全来自误会。
试看下面一个故事：
“我于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O年）十月第一次去香港时，这些党派人士并未提到国民党要‘党化军队’一事，大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此时尚未定案也。
追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元月二十八日我和洪兰友同去香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见我们，就大骂国民党首领蒋中正和蒋经国（此时陈立夫已被逐至海外了）不该违反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大陆时代国民党一样，采用苏俄的‘以党治国’，不想依照现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
这完全是家天下的政治，终有一天要失败的。
我和洪兰友无法撒谎来解释此事，只有任其任意咒骂，因为池们骂的是事实，他们都是青年党领袖，参加过制宪国民大会这一幕。
我们回台后，国民党在改造委员会曾邀我们吃便饭，改造委员出席者有胡健中、张其昀、崔书琴、萧自诚等，工作同志有唐纵等。
饭后他们详询香港各方人士之意见，我们尽情报告，谓其中党派人士最不满意者，为国民党违反宪法在所有军队中设立国民党分部，民主人士最讨厌者为不思建设民主政治，还是个人独裁，真是自取灭亡。
各位改造委员要我用书面将今天所讲的向改造委员会报告，我因去港月余，个人和《自由中国》半月刊积压之事太多，这种报告必须亲手撰写，实在没有工夫，故我一再说：‘现有党部的速记，可供参考。
’不料改造委员坚持要我写，尤其是胡健中，我只有勉为其难，亲笔写了六条，包括反对党化军队在内，亲自送改造委员会。
不料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前，我去参加台北市大直圆山忠烈祠祭祀的时候，改造委员蒋大少爷经国一见我就气势汹汹，板着脸对我说：‘你们为什么反对在军队中设立党部之事，这是反动分子，是共产党同路人之所为。
’说毕不待我解释，蒋经国就走进忠烈祠去了，里面已吹号，我也跟着进去行礼如仪。
蒋经国这一种少年气盛的态度，简直目中无人，和当年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骄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据说当年袁克定去某地阅兵时，阅兵典礼处只派一名军官来迎接，袁克定以为大不恭，即掉头而返，连阅兵典礼也不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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