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观汉博士的一段评语，读者不妨参考：
“几乎在柏杨判刑入狱的同时，警备总部开始软禁另一位作家李敖，一禁禁了一年两个月。
最后，以‘涉嫌叛乱’罪，押到保安处，交军法审判。
先判十年，又改判八年，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在庭上一直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
’凭心论，李敖的文字，再泼辣、再凶狠，除了《文星》封杀以前的那篇《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的社论，对国民党略有不敬，枪口瞄准的也不过四组的谢然之。
李敖下笔很审慎，他的自制工夫，超过雷震和殷海光，分寸掌握得很好。
[18]
而且，自《文星》被禁后，他再没有发表文章的园地，他早是一个缴了械的勇士，靠收买天母美军的旧电器过日子，对这样才气纵横的‘跛脚鸭’，何必一定要使其变成猎物呢？
比柏杨、李敖案发较早几年的是殷海光案。
殷先生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
但‘他的反共思想，系从自由、真理、人道主义出发’，而非‘为一党或一个政权的现实得失出发’。
由此项分歧，激怒当局。
先逼殷先生辞台大教职，强迫接受教育部的聘书，派警总官员投送。
一九六六年九月，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约殷去参加为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F.H.Hayek）的座谈会，受‘便衣人员’的阻止，殷问：‘这是谁的意思？’对方说：‘政府的意思。
’
继‘封口’‘封笔’‘封耳’之后，实行禁书和经济制裁，殷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甫经出版，当局一纸命令，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为理由，查禁没收。
[19]
一九六七年，殷先生患严重胃癌，加上经济困难，美国某著名大学伸出援手，聘他来美从事研完工作，当局拒发出境许可。”
（20）以上只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三个例子，没有确切证据，支持外界的指责，这些罪过，全有经国的份，但经国控制着台湾的情治单位，他手里操着生杀大权是客观的事实。
即使，他一无所知，很多罪恶假他的名义而行之，背黑锅的仍然是他。
从思想的根源上，研究当局胡来的成因；这种病态的产生，一来是封建的余毒，一来是党化思想的病菌，蔓延扩散的结果，殷海光先生《政治的神经衰弱症》一文说：
“不仅如此，共党是我们的敌人。
在‘共党意象’背后，遂隐藏着‘敌人意象（enemy-image）’。
于是，‘共党意象’一经扩大，‘敌人意家也随之扩大。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若干标尚反共者就把他们视作敌人的人看作共党或其同路人。
同样认为罪大恶极，同样视为眼中之钉，一概当在铲除之列。
这样一来，他们满眼都是敌人。
满眼都是敌人者，觉得天下之人对己没有丝毫善意，人人可疑，事事可虑，因此其内心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中。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