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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始能在去年年终增补选中央级民意代表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经济飞跃，连带推动政治方面的开明与进步，若干举措，从西方民主的角度，微不足道，从台湾一贯严苛的极权统治以观之，代表着大幅度的改革，譬如：
—以放逐代替监禁。
国民党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顶红帽子，由“内调局”
或“警总”
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交军法审判，判处十至十五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
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
但高雄事件后，已一改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婉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
此举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释放系狱三十年的政治犯。
这些人失去自由逾三十五载，个个七十衰翁，身心疲惫，无论从法律精神、人道观点，早该开释。
现在让他们重见天日，家人团聚，经国恢宏的气度和宽恕的雅量，我们自当予以击节称赏。
—放宽出入境限制。
国民党多年使用的杀手铜，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欢的人行动自由，出入境管理处，掌握详细的黑名单，凡有幸金榜题名，一律剥夺其宪法规定的迁移和旅行的权利。
这条法令，初订于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的时代。
情治单位，承继发扬，拒不摒弃，完全是一种“整人为快乐之本”
的心理，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当局仍严拒出境。
经国掌权，略予放宽，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杨、陈映真、杨逵……等，才相继展翅，遨游海外。
—言论尺度放宽。
当年台北《经济日报》为了登载记者阮大方所撰关于琉球问题的四篇特写，蒋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经羿川人王惕吾挽黄少谷等多方缓颊，始予宽免。
经国当政，无复前朝的严厉，《台湾日报》无理取闹，不过下令强迫收买而已。
杂志书籍，查禁停刊的事，虽不绝如缕，“警总”
滥用权力，藐视法律的事例，不胜枚举，但言论的尺度，和过去的确有天壤之别，否则李敖的《千秋评论》，今天《给宋长志上一课》，明天《给秦孝仪上一课》，早为当局查禁矣！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
历年公职选举，因国民党党工于部许多不名誉的做法，一直民怨沸腾，秽声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为跌落，党外的攻击，亦达于顶点。
“中坜事件”
后，益见改善，这种进步的倾向，半归功于党外人士的争取促进，半得力于国民党人的知过能改的工作作风。
—向极端分子开刀。
前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许，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总统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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